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统治绩效，这种围绕统治绩效为主形成的合法性资源可能难以支撑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在很多情况下，行政复议和诉讼等事后救济是无效率的，国家赔偿是不充分的。对几名黑人的有罪判决也被推翻，理由是任何人不得因为拒绝警察违宪的命令而受到惩罚。
此外，处在行政系统中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原则上对上级指令有服从的义务。（一）公定力理论的产生与修正大陆法上的公定力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早期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14]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1 -7页。（一）错误的兵役征召麦卡特征兵案虽然以刑事诉讼的形式出现，却是一个行政法色彩浓厚的案件。夏金莱：《质疑无效行政行为及相对人的抵抗权》，载《政府法制》2004年第22期。
Walker v.City of Birmingham, 388 U. S. 307 （1967）.[41]Richard Watt, The Divine Right of Government by Judiciary, 14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09 （1947）。或者人们需要相对确定、和平、彼此安全的生活秩序[19]。之所以如此，在理论上，以下三点理由可作简单说明：其一，在财产权观念上，财产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人权的追求、观念的变迁等各个方面的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的。
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祉始得为之。民法上的所有权概念与宪法上的财产权概念存在以下两点重要不同：其一，在权利性质上，民法上的所有权概念着重于物上权利，依该权利，所有权人于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得自由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的干涉。但德国判例认为，法律所保障的仅系该店铺的对外接触状况，故虽然街道的变更会在经济上对营业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但若该店铺仍存有对外接触的可能时，则非财产权保障的范围所涵盖。如新西兰1990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和加拿大1982年的《权利宪章》（Charter of Rights），就都对财产权条款作了留白处理。
前者是国家通过福利立法而向国民作出的给付允诺，后者是特定的私人经由合同而向债权人作出的给付允诺，但这些仅是形式上的区别，而并不具有实质上的区别意义。就价值保障机制而言，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并未规定财产权的价值保障[9]，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有关。
对于拆迁奖励金，则不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建物均得领取。我国《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其次，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承认了基本法第2（1）保障公民的行动自由权，而且指出基本法第2（1）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兜底条款，当公民的自由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犯而（具体的）基本权利又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时，公民即可引用第2（1）来对抗侵犯。[16]二、一般人格权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基本权利） 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一样，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以下简称一般人格基本权）也是通过判例形成的。
[10] 讨论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并非本文的任务，有关框架性权利的论述可参见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兼论比较法研究中的体系意识》，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第25－39页。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宪法所宣布的基础价值构成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但是，不容混淆的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统一于这一共同的价值基础（哲学价值观基础），而非其他。那么，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来，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我们更有必要明确另一个更具基础性的问题，即：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究竟是统一于某种价值，还是统一于宪法所宣布的某种价值？究竟是这种价值具有最高性，还是宪法的最高性赋予了这种价值以最高性？从表面上看，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依赖的是基本法所宣称的基础价值（人格尊严），故而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直接导致了这一全新的权利的产生。当然，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一般人格权不仅仅以基本法相关条款为渊源。
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就是因为，与民法典第823条明文列举的法益不同，一般人格权不具有明确的应受保护的范围。鉴于叙述的方便，本文中所述民法典条款均为此次修改前的条款。
[46]由此可见，一般人格基本权受到的保护要高于一般人格权。在索拉娅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次宣布联邦最高法院对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 [31]的承认在宪法上 是没有疑虑的，并且确认了其以基本法第1（1）、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为据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不存在违宪之处，从而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到了确认，消除了争议。
[19] Edward J. Eberle. Human Dignity, Privacy, And Personality in German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997 Utah L. Rev. 963。Gabrielle S. Friedman, James Q. Whitman. The European Transformation of Harassment Law: Discrimination Versus Dignity. 9 Colum. J. Eur. L. 241, FN52.[7] 周晨等，同注释3。参见霍尔斯特前引文，第421页。这就需要我们在辨明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明确界定。[45] 梅迪库斯前引书，第807页。但是可以看出，这与本文所阐述的领域说并不矛盾，因为前三个领域都是属于核心领域，是不允许任何侵犯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互相独立的两种权利，我们绝不应将其混为一谈。[11]在回答对人格的非物质损害能否请求金钱赔偿的问题时，最高法院在重申了一般人格权不仅是基本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一项民事权利这一观点之后，以肯定的口吻写道：这一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在民法的框架内也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也享受民法典第823（1）中‘其他权利的保护。
参见霍尔斯特前引文，第471页。[35] 参见本文关于骑士案的论述。
其次则是私密领域（a private or confidential sphere (Privat or Geheimsphäre)），对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只允许基本法第2（1）条文中所表述的限制（即适用比例原则）。推而广之，德国法上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主观权利，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独立的两种权利，不容混淆。
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对于未受到具体人格权条款保护的人格法益提供辅助性的保护。正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此宣布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基本法第1（1）及第2（1），才为后来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的讨论埋下了伏笔。因此，它们一方面具有共同的基础，但同时又是性质不同的权利。[39]虽然宪法法院对一般人格权的宣示晚于联邦最高法院，但其对一般行动自由权的宣示却最早可追溯至1954年的调查帮助案 [40]——而这一时间与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则是同时的。
这就为后来法院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一般人格权奠定了思路。但将其归纳为共同体主义也非为恰当，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让个人利益淹没在共同体利益的汪洋大海里。
[48]故而，即使是德国法上的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能够简单的以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来概括，归根结底，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并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共同的价值基础。见姚辉：《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学家》1995年第5期，第8－16页。
而对处于第二层次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则国家只能在根据一部符合规范明确性原则的法律（议会保留），并且只有在重大的公共利益要求这样做，而又严格遵循适度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限制。故而，在此后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不再以民法典第847条为依据，而是以民法典第823（1）结合基本法第1（1）、第2（1）为依据，以金钱消除损害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大胆宣称：不仅在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上体现着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亦应统一于共同的价值基础之上，并得以发生互动关系。而最早产生一般人格权的读者来信案早于吕特案4年运用了间接效力理论。那么，这一最为基础的哲学价值观基础究竟为何呢？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认识。[25]此后，宪法法院通过索拉娅案、 [26]雷巴赫案、 [27] 埃普勒案、 [28]统计法案、 [29]犯罪日记案 [30]等案件逐步完善了一般人格基本权制度。
[45]而一般人格基本权却大不相同。同时，由于二者构建于同一价值基础之上，而这一价值基础又以宪法权利的面貌表现出来（客观价值秩序），故而宪法权利得以以辐射作用的形式与民事权利产生勾连。
首先，对于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虽然最高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但推导出这一权利的直接渊源仍然是民法典第823（1），只不过基本法对人格尊严这一最高价值的宣示为最高法院从民法典第823（1）推导出一般人格权提供了合法性。三、一般人格权：基本权利，抑或民事权利？ 纵观以上所述一般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以下两个特点：（1）一般人格权的概念首先由联邦最高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提出，同时，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的发展又对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并没有出现新的能够取代这一理论的理论，因此领域说仍然得到了沿用，即使有时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知识。从表面上看来，该案并非宣示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案件——在该案的判决书中甚至没有出现一般人格权这个词。
